用政策压缩

　　逐利空间

　　全球最大的通信商沃达丰主动承诺，准备在最近将该公司的漫游费降低大约40％。因为他们担心欧盟会在管制漫游费用方面做出更加苛刻的规定。而其他欧洲通信商也纷纷表示，将陆续出台类似的政策，以确保走在欧盟的强制性规定出台之前。

　　与欧洲运营商同政府部门的关系相比，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复杂性，不可能完全照搬欧洲议会的强制性措施。但关键在于作为企业难以割舍的逐利心态。

　　早在2005年，信息产业部就规定漫游费实行“上限管制”，准降不准升，实际上两年前漫游费就获得了可以下降的“通行证”。之所以高额漫游费在失去政策支持后依旧坚挺，一方面与公众在近两年过多把精力放在资费标准和对于双改单的纠缠上有关；另一方面的是运营商在公众外部压力不明显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追逐利润和不思改革的一种惰性。

　　而当信产部明确表示对漫游费进行上限评估，并将切实推动漫游费的降低时，包括国内运营商在内的部分电信相关产业却发出了运营商失去重要盈利来源，恐对业绩产生严重影响的担忧。对于这一论调，《通信世界》前主编项立刚回应：“对业绩造成影响可能是事实，但是与目前几乎暴利的运营商相比，当前我们更应该考虑作为弱势的消费者的利益，现在还不至于过分担心运营商的生存问题。” Ｆｒｏｓｔ ＆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中国)公司总裁、资深电信专家王煜全直接地表示：“业绩下滑要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于不合理的暴利到来的业绩，下滑反而应该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