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策的公开和透明以及行政效率方面，政府所做的工作显然还不够

　　望京南湖西园的业主金炳虎曾经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信访办发过一封快递，结果快递员没能进去门。他后来一问才知道，信访办要求邮寄挂号信，理由是：信访信访，就是要通过邮政系统，自己拿来或者让人送来都不收。

　　北京的同城快递是“上午发下午到”，而一封挂号信需要3～5个工作日。政府机关还是习惯于只接受邮政系统缓慢的信件，因为“更可靠”。

　　“我们跑了三圈了。”金炳虎说，“规划、建设、政府、土地、街道??每个地方都去过两到三回。”

　　南湖西园的业主们把各个有关部门的电话写成一个帖子，置顶挂在“望京网”他们自己的论坛上，大家每天轮流打过去催进展，他们把政府的回复都跟帖在后面——

　　“xxx的号码又没人接，从来没打通过。”

　　“xxx态度不好。”

　　“我今天打给xx处，他们居然说不知道咱们去上访过，他们都互相不知道自己的同事做过什么或者正在做什么。”

　　“xxx又在开会。”

　　事后才着急

　　在多数小区居民的眼中，政府缓慢的努力让他们心急如焚。维权协调小组的几位成员多数就职于私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做事情效率很高。这个小区里有电磁方面的硕士和博士、有电气工程师、有大学教授、媒体工作人员和律师，几乎可以提供维权所需要的一切人才。

　　“我们成立这样一个协调小组，就是经过居民的授权，我们就是几个人挨家挨户地去敲门，请每位居民签字的，于是我们拿到了数千位居民的授权。我们动员大家捐款，很顺利地拿到了维权经费，我们做一些大的决定都要公布，请谁做律师，花多少费用，一定要给每个居民一个交代。”世安家园的居民、维权协调小组成员郑运涛告诉《新世纪周刊》。

　　郑运涛和他的邻居们不得不加快步伐，整个事件当中，工地一旦成了规模，想要拆除就非常难了。

　　郑运涛也因为1月22日的不理智行为而被拘留了数日。出来之后他对所有的居民说：“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个心理阴影，政府不是我们的对立面。”

　　金炳虎也对大家说：“警察有保护信访者的义务，大家不用担心他们。”

　　与规划、建设、环保的慢节奏相比，南湖派出所的民警们要忙碌得多。为了防止两会期间有更不理智的情况发生，民警们挨个找维权协调小组的成员和候补成员谈心，讲一些理智维权一类的内容。

　　“两名警察来到我家，我让他们在餐桌边坐下。他们说：不要上街啊，我说不上街。他们没了话，感叹‘您家真热’ ，我说对啊，你知道吗？我们小区的楼外墙保温层是获过奖的，如果没这个变电站，这是一个多好的社区啊。”一位中年女居民对郑运涛说，“他们没什么话，转身就走了。”

　　“我想他们也是同情我们的，说真的，这个变电站周围500米范围内，也有他们的派出所。”居民张女士说。

　　郑运涛把派出所所长和一个经常联系他的警官的手机号都加进了黑名单，每次他们拨打他的手机的时候，都会听到：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后来警察跑到他们公司去找他的领导。对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说：“你们的这位同志每天忙于上访，不安心工作，希望你们能批评教育。”

　　部门推诿令居民不满

　　和居民的心急如焚相比，政府的节奏缓慢而平稳，从去年12月底居民第一次反映情况开始，到2月2日，市建委才勒令工地停工，之前的多数时候，他们认为规划应该对此事负责，规划委员会则认为自己没有执法权，又推给建委的监察队和城管，城管又认为这一行为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

　　对市环保局拒绝提供的变电站的环境测评表，居民认为，小区属于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应该使用级别更高并应该向全部受影响人口公开的“环境评价报告书”。使用环境测评表本来就已经是违规操作，拒绝提供这一文件则使得居民们加剧了对环保局的不信任。

　　环保局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提供环境测评表，是否提供这一文件是由电力公司决定的。前者和环评书相比对于企业有更大的自由。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副主任许可祝表示：“环保局的这种解释与《行政许可法》本身就是矛盾的。环保局应该对你们公开这个文件。此外，即使是做了环境测评表也应该向居民们征求意见，哪怕只请几个居民来座谈，这个过程也要有。”

　　“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们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居民们说。

　　政府和电力公司的关系

　　南湖西园居民李寰明是一位民主党派退休教授，退休前供职于一家商业学院，他激动地抨击电力部门“以垄断企业的身份欺负弱者”。

　　“他们在选址的时候是企业，总是挑选离城区最近的地方，以减少他们电力传输时的损失，这个时候他们是企业。” 李寰明说，“等到你去找到他们说自己生命安全受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你，我们是供电局，是国家电网，我们就是国家和大局，需要你们为大局做点小牺牲！”

　　在西方许多国家，政府和居民、建设方(如电力公司)是三方，政府帮助协调。而在中国，国家电网的政府机关色彩尚未褪去，北京电力公司门前的公交站仍被称“供电局”，政府和电力系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电力公司应起带头作用

　　在美国和法国，电磁污染也是一个受到民众关注的问题。美国政府在不断投入资金研究这一问题：国家科学院、全国研究委员会、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全国环境卫生学会和国家癌症研究所都把电磁污染作为研究课题。

　　在“美国电磁场研究与公众资料传播计划”当中，研究人员定期向公众公布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是变电器一类的设备产生的电磁场对人类基本无害。

　　美国的电力企业也遵循“杜邦办法”即电力企业老板带头高调搬家到高压设备附近，以证明其无害。

　　在中国，电力公司也采取这样的做法。北京电力公司信息中心唐松寒主任表示，北京电力公司楼下就有一个变电站，大家在这里工作一直很健康。“我们准备过一阵之后开新闻发布会，散发一些科普知识的小册子，让居民们知道变电站是安全的。”

　　除了美国不断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之外，法国的一项“公共辩论”策略也是值得中国借鉴的政策。法国是欧洲最大的电力供应国。

　　1993年，法国规定：法国电力公司的电力设施计划，必须在公共调查程序启动之前组织公开听证会(后来成为“ 公共辩论”)，面向全民的辩论会由反对者、电力公司、学者专家各界人士参加。

　　由于每个公民对工程都可以发表意见，陈述这样的计划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公共辩论委员会主席最后汇总各方意见，形成综合性总结报告，在专门网站上公开。这些意见将影响到最终的环境影响报告。

　　由于有这样一个民主程序，即使不赞同建设电力设备的法国人也将有机会在辩论时抱怨，并且在辩论结束之后继续讨论工程，并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监督。

　　遗憾的是，这些公开、透明的经验还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在中国，一所变电站的环境测评量表仍然属于电力公司的商业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