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兰告诉记者，烟草作为我国最大的单一税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国政府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那么20年后，这个政府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的烟草税的2.8倍来支付因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而且不包括由吸烟造成的其他损失的费用。

　　张秀兰：“随着我们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国家的这种费用它都会用这个国家要承担这样的费用了，那就真会像现在说，一个口袋收进来，另一个口袋流出去。”

　　专家建议：提高香烟价格让一部分人抽不起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确了禁烟目标，但在实际执行中，仍需要各国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1998年，美国40多个州政府起诉了美国最大的几家烟草公司，要求给受害民众支付赔偿，最后烟草公司败诉，四十个州获得了2060亿美元经济补偿。

　　那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尽量减少烟民数量，控制吸烟呢？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与免疫研究室主任邵一鸣：“要采取第一个步骤就是来控制吸烟，也就是在公共场所严格的划出吸烟和非吸烟区。”

　　作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不久前的两会上，邵一鸣一次就提交了三份提案，核心都是关于如何解决全民控烟的问题。

　　邵一鸣：“随着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吸烟区的范围划得越来越大，符合禁烟区的范围越来越大，吸烟区的范围越来越小，然后逐渐最后实现在他用餐的时候不要吸烟。”

　　邵一鸣告诉记者，要把全民控烟落到实处，在对宾馆、餐饮等公共场所实施禁烟的同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提高烟草制品的税率和烟草价格。

　　邵一鸣：“这样从烟草价格涨价和税收提高获得的这个费用，把它用于到我们戒烟、预防吸烟和治疗一些由烟草带来的疾病，这样的一些医疗费用方面上去。”

　　中国是全世界烟草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最便宜的香烟一包才卖几角钱，邵一鸣算了这样一笔帐，如果将烟草制品税率提高10%到15%，国家可以净增300亿税收，由于提高了烟草税，卷烟的价格自然提高，这样可以减少烟草制品的消费，尤其对减少青少年吸烟效果会很明显，根据国外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提高10%到15%的烟草税可以降低4%到6%的烟草消费量。

　　邵一鸣：“那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消费量。”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控烟的强制性措施，因此，实现真正的控烟很困难，此次推出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的若干规定》，有利于控烟的真正实现。但是，邵一鸣认为，只有将控烟纳入法律法规，以法律的手段来控制在公共场所吸烟，才能大量减少吸烟的人群和烟草消费量，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半小时观察：禁烟是场“战争”

　　刚才我们看到了，作为嗜好品的烟草不再是时尚生活的象征，而是变成了一种公害、一种灾难。每年都会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于吸烟，每年人们都会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到医院去，与香烟争夺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在短暂的欢娱之后，剩下的是痛苦和灾难。

　　几年前我国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现在我们又终于开始了切实有效的控烟行动。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它虽然并不激烈，但争夺的同样是生命和财富。决定这场与烟草的战争输赢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法律来控制烟草的蔓延？在健康账和烟草税之间，我们如何理智地做出权衡？我们是否愿意提高用于戒烟、预防吸烟和治疗与吸烟有关疾病的预算？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否能充分地尊重？

　　我非常欣赏邵一鸣委员的建议：用价格和税收这只无形的手来调节烟草的消费，让烟草贵起来！要赢得这场旷日持久的无声的战争，不管吸不吸烟，大家都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

　　主编：周人杰

　　记者：曾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