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是不是逃避社会责任?”这个问题曾一再被提起,包括最近的“林妹妹出家”。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先要厘清出家的概念。有一学者最近在博客上提出“不要让妻子出家,要让尼姑出嫁”的骇人之论,严肃一点的说法是“让僧侣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出家真的仅仅是一种职业,那自然谈不上“逃避社会责任”,而只能讨论社会是否需要这种职业。所以问题其实是:“一种离开世俗的生活是否是逃避社会责任?”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其著作《空谷幽兰——寻找当代中国隐士》一书中说,他常对美国人介绍,中国的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很多人在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攻读“博士”。

　　这样的“博士”自然并不仅仅限于皈依佛教的出家人,道教出家人、儒家知识分子,都曾是中国隐士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说中的许由开始,中国的隐士传统就没有中断过。一方面,他们远离世俗,以寻求精神觉醒,并保护传统不受破坏,另一方面,他们所探求的和保存的又能回馈社会。

　　《空谷幽兰》一书中的“隐士”译自英文“hermit”。该书的策划编辑张顺平回忆说,在翻译过程有友人提出这种质疑,认为中国传统说的“士”是指儒家知识分子,用来指佛道隐修者并不合适。而他的看法是,hermit也许翻译成“隐修者”更合适,但在“传统——并不限于儒家传统——的修行者”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称为“隐士。”

　　“儒家也好,佛、道也好,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修行,这就是隐士。”他对《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杨姓博士来自台湾。她向记者介绍说,台湾也有不少隐居的人士,甚至有些并非基于宗教信仰,而只是愿意享受独处生活。她的父亲退休之后就进入山中隐居,已经几年没有出来了。但是,像大陆有些山中那样苦修住禅的,在台湾比较少,可能因为缺乏居士供养的机制。

　　在中国大陆,我们所能发现的隐士还是以佛、道出家人为多。到底怎样才算是隐士,或者说出家人如何处理隐居和服务社会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理解。

　　在终南山一座茅蓬隐居的正明法师认为,隐居就要真正做到一衣一钵,身无长物,自耕自食。他觉得现在许多茅蓬也不像茅蓬了。因为怕慕名而来的访客,他要求记者不要透露其茅蓬的所在。

　　而登觉法师则认为,二者都是需要的,要根据每个人的因缘去具体处理。他基本上是隔一段时间隐修几个月,然后出来传法和处理教务。

　　“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出家人,才能把真正的佛法传承下去。”他对记者说。

　　北京白云观管委会主任李信军道长则用道教的一句箴言回答记者:“事来则应,事去则静。”

　　比尔·波特在书中写道:“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作出解释,也没有人要去解释。”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包胜勇博士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上个世纪发生了断裂,儒家、佛教、道教都遭到了破坏。现在社会在努力重塑文化共同体,但是从文化角度说,佛教保存的更好一些。

　　“就现实来看,佛教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大的活载体。”他说,“比较一下毗邻的雍和宫和孔庙的繁华程度,就看得很明显。”

　　对于那些选择了隐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生活在别处”的人生选择受到了尊重。而至于这种载体如何才能更好地为重塑文化传统、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也许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隐逸文化的根脉

　　很多人烧香求佛，但大多没有看到佛的智慧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贾宝玉雪地里拜别贾政一段:贾政在船上,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么?”那人只不言语,似喜似悲。贾政问道:“你若是宝玉,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来?”宝玉未及答言,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并作歌曰:“我所居兮,青梗之峰;我所游兮,鸿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2007年农历大年初六,林黛玉扮演者陈晓旭做了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同样的选择,撇下万贯家产,在长春的百国兴隆寺剃度出家。

　　对于陈晓旭出家的原因猜测纷纭,真假难辨，最后她在自己的声明中称:“出家不是消极避世,而是更积极的人生选择。”有媒体提供了一种说法,陈晓旭自20年前在电视剧《红楼梦》中饰演“林妹妹”以来,她的人生始终没有摆脱“林妹妹”的影子。中国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的浸润,和文学艺术作品中虚无境界的熏陶,造就了陈晓旭的选择。

　　面貌各异的隐士

　　中国自古多有隐逸之士,古有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今有李叔同(弘一法师)、明海、顾城,他们成为中国古、近代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

　　中国历史上的隐士群像各有不同。

　　有“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愤世之隐,对当时的政治和官场的黑暗有切肤之痛。庄子心悸于现实社会的残酷,愤慨于统治者的虚伪与卑劣,一生敝屣权势,鄙夷当政,多次拒绝统治者的约请。

　　有“大梦谁先觉,神仙我自知”的蛰伏之隐。诸葛亮年轻时为逃避战乱在荆州城外隐居十年,躬耕南亩,待刘备三顾茅庐,则殚精竭虑、南征北战,直至死于军中。像诸葛亮这样的等待机会的隐士历史上大有人在,商周时候的姜太公,西汉的张良等,都是这样怀抱利器,隐居山林,遇明主则当仁不让。

　　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仕途失意之隐。东晋陶渊明,“不堪吏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采菊种豆。

　　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怡情之隐,宋代林逋,栖身于西湖一隅,隐居不仕,20年足不及城市,终身未娶,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

　　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想空门何处消”的亦官亦隐。21岁即中进士的王维,本以为可以建功立业,却饱受挫折,少年壮志磨蚀殆尽,最后却脱下官服换上僧袍,做起万事不关心的在朝僧侣。

　　也有鱼目混珠为猎取高官厚禄钓饵之隐。唐朝走“终南捷径”之风盛行,隐居为了引起注意,尽快出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炒作,隐得轰轰烈烈。就像歌星告别歌坛,告别会搞得惊天动地,结果告别的泪水还没有风干,他又出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