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现象。从西周初年建立一直绵延到晚清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是隐逸的社会政治土壤。从文化渊源上说,支撑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家都有归隐的理想,孔子虽一生周游列国,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其不可而为之,在理论上他也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追求“小国寡民”,庄子自己就身先士卒做了避世全身隐士;佛家则是最纯粹的弃绝红尘之隐。

　　随着文化的发展,隐逸渐成一种自我的价值选择和追求,其中也包含古代士人普遍追求的清高的人格理想、淡泊宁静的生存方式和典雅的文化品位。在这种追求中,中国古代的文人为此创造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使之成为对后代人充满感召力的审美理想。

　　现代工商业社会交通和通讯的发达,加上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原因,使传统的隐士近乎绝迹,“隐”起来越来越难了。而隐逸的理想并没有就此断绝。

　　自唐宋禅风大畅以来,亦官亦隐、亦僧亦俗,一度成为一种时尚。无论在朝在野、为官为民,人们都可以一方面着眼现实,属意名利,一方面心向山林,志归禅道,二者兼顾。“即心即佛”、“顿悟成佛”等理论不仅使佛渐渐向现实世界靠拢,更为归隐修行大开方便之门。宗教也在不断调节,改变形式和理念,适应现代社会。

　　丰子恺曾经总结,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是衣食,精神生活是文学艺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李叔同是沿着这个楼梯一层层走上去的。但是宗教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尤其佛教,度一切众生,因此,还有很多人更愿意到佛的屋檐下避雨。

　　大多人只看到佛的仪式

　　1990年,我国当代著名朦胧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隐居;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明海、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天才”宁铂、歌手李娜,直到“林妹妹”……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人们隐逸的愿望并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湮没。面对商品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失去了农业经济的自己自足,当隐居山林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今人更多地选择了宗教。

　　大概不少人或多或少也会有出家的冲动,只是生在五行之中,难逃三界之外,七情六欲、功名利禄很难放下。因此,到寺院小住,体会一下五戒、八戒(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淫邪,四戒妄语,五戒饮酒,六戒着香华,七戒坐卧高广大床,八戒非时食),做短暂的参禅访道渐成时尚。

　　古代隐士的理想之所终南山,现在除了寺庙中的出家人,还有少数居住在简陋茅蓬的隐修者,还有一批住在山上的人,他们或是大学生,或是知识分子,总之是对宗教感兴趣的人,他们呼朋引伴相约到山上住几天,或可称宗教几日游。

　　“我在红尘里行路,有着自己的负累和任务。很多时候,律宗尼师们带给我的一切成了我灵魂的一个烙印。虽然这身躯被万物、被缘法暂时役使着,但烙印不会消失,它将永在。它告诉我,吾师们勇猛精进,直上孤峰顶,在那风卷云舒的天之尽头,有莲花灯座千万朵,朵朵曼妙,洒下世间。”

　　近期一本流行书叫做《莲花次第开放》,此书作者程然发现有上千个博客摘抄这本书的内容。身为居士的程然多次去终南山,她说看到很多人烧香求佛,但大多没有看到佛的智慧,只看到了佛的仪式,因此才会有对陈晓旭的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