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女士原本指望这些证书，能将女儿送入一所好点的中学，为了考这些证花去女儿不少课余时间。

　　从三年级开始，女儿每周只能休息半天。陈女士说女儿在学校的时间，比在家里轻松多了，以至于女儿很盼望正常的上课时间。

　　“该拿的证，我女儿基本都拿了。”陈女士解释，在女儿的20多个证书中，有全国书画大赛一等奖、奥数证书，光是英语类就有三个，包括“公共英语二级、剑桥英语和科技英语”。

　　拿着成摞的证书，陈女士心里还是没有底，“因为别的孩子的证书并不比女儿少多少。在女儿的班组中，比她报班多的不在少数，有些孩子，一周连半天休息时间都没有。

　　陈女士说，有的家长把五一都安排满了，孩子们极其盼望放假，有的学生在作文里直接写希望有个“星期八”。

　　“就是希望孩子上个好学校。”陈女生说，北京的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公平，各区之间、名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过大。

　　这些名校集中了北京相当多的名校长、名教师，凭着这些资源，学生往往能够顺利考上好高中，继而考上好大学，正是这样的现状导致所有的学生都考证，使择校热不断升温。

　　小升初20年择校史

　　按照此前北京小升初的实际操作模式，在升学时有各类证书确实“沾光”。

　　上世纪80年代至今，北京的小升初政策经历了从考试到择校再到主导均衡的三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中学招收学生，全部根据考试分数选拔，到1986年，随着《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取消考试，渐行“就近入学”。

　　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滋生出恶性择校等系列问题，尤其是在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北京。

　　“花钱走后门的特别多。”一些学生家长说，为了让孩子上所好中学，想尽一切办法去一些好学校走关系，甚至为学校产生灰色收入。

　　与此相关，据《京华时报》报道，一些重点学校也开始招收择校生收取择校费，而收取择校费的名目也有多种：捐资助学费、赞助费等等。

　　这样，择校之风越演越烈。

　　1998年，北京市首次将电脑派位引入了小升初，学生去到哪个学校全部由电脑派位产生。

　　而在此后执行中，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特权问题，很多单位与学生共建，职工孩子以共建生的名义进入学校；二是特长生在派位中占的比例一般是百分之十至二十，一些名校将招特长生变成了招好学生。

　　到2001年，北京市实行了一项重要的教育改革，将几十所高中改成了示范校，这些示范校不再办初中学校，而这些学校为了寻找到质量高的生源，开始办分校或者特长班，比如外语班和实验班，实际上是自己招好学生。

　　对此，一些家长便让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因为虽然不允许考试，但默认一些名校通过自己的测试挑选招生，或者通过面试开咨询会等方式招生，并且参考学生们的各种证书，比如奥数和英语。

　　于是，在北京，奥数班、英语班、舞蹈班等各类培训班应运而生，教育部门也为学校招收这些“特长生”留有政策余地，允许学校招收各类实验班。

　　“孩子们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上述的陈女士介绍，各位家长为证疲于奔命，带着孩子到处赶场上学习班和考试。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家长为了孩子躲开电脑派位，拼命进这些班，几年下来，派位的人数大量减少，去年参与电脑派位的生源只有40％，也就意味着六成学生在择校。

　　北京市教委意识到“全民学奥数”的严重性，在2005年叫停部分比赛，2006年，把停办各类实验班提上工作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