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解玺璋的快乐和烦恼都来自一个东西——房子。

　　解玺璋在北京生活了50多年，总共搬家6次。除了西城区、海淀区、石景山区没有住过，他几乎住遍了京城，且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胡同里。从最初的几平米平房，到如今上百平米的楼房。

　　解玺璋现在的房子位于望京。走进他的房子，充实、温暖，唯一的问题是——供人活动的空间太小。你会发觉这里是一个完全被书占据的空间，从地板到屋顶以及墙壁四周的角落中堆的都是书。当然，如果天气很好，坐在书房里的椅子上，一抬头就能看到窗外的景色，外边那些高楼大厦特像一幅贴在玻璃窗上的油画。

　　解玺璋不喜欢打牌，不喜欢应酬，也不怎么喜欢交际喝酒，只喜欢把自己的躯体和思想关进书房，不随便见人，即便是交友，也常是“神交”。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家里读书、写文章。

　　老胡同

　　跟很多在北京长大的人一样，胡同，一直存于解玺璋的记忆和情怀中。

　　他曾在一篇关于胡同的文章中写道：“成片的青灰色瓦，覆盖着鳞次栉比的房顶，掩映在洋槐巨大树冠的清荫下，一群鸽子欢叫着冲天而起，在空中盘旋，清脆的鸽哨儿打破了周围的宁静。这时我就想，在这里，有我的家，有我生长、生活的故土，也有我生命的根。”

　　事实上，解玺璋的祖籍不在北京，而在山东肥城。

　　清朝末年，年仅13岁的解玺璋的爷爷来到北京，从爷爷辈儿到父亲辈儿，都是以卖水为生。十几岁的解父就拉着水车沿胡同挨家挨户地送水，一挑儿水挣二分钱。卖水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总先吃水，按月结算。那时，民风淳朴，都是老街坊，知根知底，解玺璋的奶奶常背着他去收水费，拿到钱，就在路上买些零食给他吃。

　　在解玺璋四五岁时，政府给胡同装上了自来水，送水的行当退离了历史舞台。

　　解玺璋出生在东城的东四十五条，那是爷爷留下来的房产，是一个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的小院子。最后全家又迁至方家胡同，即安定门的国子监，小学就是在“方家胡同小学”上的，老舍曾在此担任过校长。当时，解玺璋父亲单位没分宿舍，东四十五条的老屋又留给了大爷家，所以，解玺璋全家总是四处搬迁，先是六公主坟，后是蒋台路，又到牛王庙（即现在的三元桥），这些地方都只是住了一段时间。1978年，父亲单位第一次分房，全家迁至东直门，才有了一套三居室，仅60多平方米。对于8口之家来说，这个面积有点拥挤，但大家觉得挺好。最大的不便来自没处读书，因为家里客人太多，解玺璋只有经常独自跑到街灯下读书。

　　上世纪80年代初，解玺璋还在读大学，单位分给他一间9平方米的小平房，位于前门外石头胡同。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家。虽然只是一间小平房，但却给他带去了无尽的快乐和一个结婚的理由，平房虽小却能装载主人的很多梦想。解玺璋用文字记录下了这段生活。

　　“因为房子太小，放不下另一张床，我们就在两只沙发上搭一块木板，儿子就睡在这张‘床’上。没有想到，他睡醒后，一哭一闹，竟顺着两只沙发之间的空当滑到沙发后边去了。街坊们开始还听到孩子哭，一会儿没动静了，又不见我们俩回来，急忙从窗户爬进去，抱出孩子，送到附近的友谊医院。我们刚走到胡同口，还没进院子，就听说孩子出事了，急忙赶到医院，儿子已经从窒息中被抢救过来了。我一眼看见他，他带着满脸尘土还冲我笑呢。”

　　胡同里的真实生活远没有文人们描写的那样诗意，年轻时，解玺璋很不喜欢胡同生活，因为，住在胡同里的每个家庭都基本没有隐私。无论你在家里说话还是吵架，总会有一群好事者躲在那里听墙根儿，所以，很多原本的私房话变成了公开语。但另外一方面，可能正是这样的无间，又让微妙的邻居关系多了点温情，如果有事不在家，一定有人帮你照应。

　　新生活

　　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自从孩子长大到3岁时，房子的空间劣势加剧。屋子里根本没有活动空间，一家人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床上度过。

　　于是，解玺璋一家离开了石头胡同，迁至崇文区的营房宽街。在红桥大街和幸福大街之间，四间房，住了三户人家，院子依然很小，但面积比原来大了一倍，冲着变大的空间，他买了两个书柜。这是他想方设法借的一间房子，院子里有两棵枣树，春夏时节，绿树成荫，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不过房子很破旧，有一年下大雨，房子漏得厉害，解玺璋从外面采访回来发现家里已四壁淌水，顶棚整个掉了下来。

　　“看到这个场面，我难过得几乎要落泪了。”

　　解玺璋在那个小院一直住到1991年。那一片胡同被拆，不得不再次搬家。在结婚的第9年，报社给了他几间东单二条的宿舍，山不转水转，20世纪60年代从东四老屋迁出，30年后又迁了回来。虽仍是一套平房，可条件明显好了许多。不过，解玺璋一家在东单住的时间也不长，因为，要建东方广场，周边的房屋必须拆迁。解玺璋要求往南走，结果，他分到了一处位于方庄的房子，二居室。

　　“我感觉真像进了天堂，因为再也不用买煤了。”解玺璋说。

　　这是他第一次住楼房，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客厅和“书房”。所谓书房，其实是一个过道改造而成，推开门，在厨房与卧室之间有一个六平方米的地方，解玺璋就是利用了这个空间，摆上书架，平时没事就坐在那里读一会儿书。

　　胡同慢慢地成为了往事，该拆不拆的都要拆光了，解玺璋等北京人经历了太多的胡同变迁和衰落。面对这些，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他说：“有失落，也有怅惘，甚至还有一些欣喜。我不敢说我们多么喜欢胡同，但胡同却给我留下了太多的牵挂。”解玺璋如此的慨叹。

　　虽然住上了楼房，但解玺璋时常挂念那些他曾住过的地方，如东单宿舍，现已建起了东方广场的楼群。他有时去先锋剧场看戏，还是会回想当年的情形。“那时，青艺小剧场就在我家旁边，看戏非常方便，去报社上班，就像散步一样，几分钟就到了……”

　　在方庄住了近8年的时间，到了2000年，曾经沉闷的北京房地产业突然被某种力量激活。解玺璋赶上了这拨时尚，在望京买了套房子。这是一处位居现代化小区楼群中，面积达上百平米的楼房，这套房子对于他最大的意义是，终于可以真正拥有自己的书房。

　　房子像一个巨大的怪圈，让人的欲望一次次升级。即便住上大房子，有宽敞客厅和卧室，儿子有自己的房间，自己也有了书房，但“小”的感觉依然像幽灵一样在解玺璋脑子里徘徊。他说：“房子一次次由小变大，而我们的感觉却总是一次次由大变小。”

　　人物档案：

　　解玺璋，1953年生于北京，文化批评家。曾做过工人、记者、报纸主编，现为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著有《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