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乐豪思”咖啡望京大西洋新城分店，现在比较寂寞。李明周/供图
本报记者 季晓莉
3月上旬的一个工作日，从晚上5点半到8点半，整整3个小时里只有一对中国情侣进来喝过两杯咖啡。16张红色的咖啡椅整整齐齐，两排面包保鲜柜和一个肉类保鲜柜静静地伫立在桔色的灯光下。靠窗的位置紧紧码着一排韩文精装漫画书，整整齐齐。
韩国名牌“乐豪思”咖啡在北京望京大西洋新城小区会所一楼的这个分店，现在比较寂寞。
店里有各色面包点心，还有一些进口面包，价格与国内西饼名店味多美相仿。红豆冰山35元一份，热牛奶小杯24元，最便宜的饮料是意大利特浓咖啡小杯18元，美式咖啡小杯22元，比上岛咖啡价格稍贵。
如果45岁的面包店女老板李明周走在小区的路上，不认识的人会以为她是一个中国人。穿着红色的开衫针织毛衣，平底鞋，肩背淡红色的帆布包，短发，除了涂了一层淡红色的口红，基本不施粉脂。
2002年2月，她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从韩国首都首尔来到北京。她的先生来到北京之后一直做文化传播方面的生意，而她在做了4年全职太太之后，在2006年投入70万元人民币开办了这家小店。在开店前半年，也即2005年8月，她家在这个小区的F区购置了一套二手房，当时的价格是7500元/平方米。
她的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三，一个读高一。在韩国政府资助的韩国国际学校读书，一个孩子一年的学费是3500美元，比北京的其他国际学校的学费要便宜一半。长子今年毕业后，她将让他回韩国读大学，等大学念完之后再去美国留学。她认为，这样孩子会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将来的发展平台会比较大。年纪较小的刚从美国读完高一回来，将在中国接着念高中。
李明周说，一个人在家很寂寞，丈夫一直在外忙工作，孩子早上7点离开家，晚上10点才回来，所以她开这个店，使自己可以忙碌起来，不至于像其他那些留学陪读妈妈一样，白天除了打打高尔夫球，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但是，“在中国做生意，不赔钱就好！”在李明周看来，韩国人在中国立足有不少困难，生活费用高、经营成本高是主要原因。
她说，韩国人来北京，住的地方比在国内贵，孩子学费也比国内贵，就连平时习惯吃的食品也比在国内贵。因为习惯了一些固定品牌的食物，所以到了北京之后，她还是习惯买那些韩国牌子的食物。但是从韩国进口的泡菜和烤肉，甚至酱油、香辣酱和咖啡，价格都是国内的1.5倍左右。韩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变了，可是这些进口商品的价格却没有变，因而比原来更贵了。
李明周说，如果韩国人在北京这边的钱不够周转，就要从韩国汇钱来，1000万韩元原来可以换75万人民币，现在只能换40多万人民币了。“太厉害了！”她说，工资、电话费、电费、水费，全是用人民币支付，成本是固定的，可是生意却不好，东西卖不出去。
外国人想在北京贷款？那是非常难的。她表示，韩国人不太懂中国的文化、办事方法、法律以及语言，和中国人顺畅地沟通是很难的。
她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市卫生局的人来检查卫生，当时她不在，通知她去卫生局领罚款单。她到卫生局等了半天才拿到单子，限她几月几日之前必须去银行交这笔罚款单的钱。她到附近的一家中国银行，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她必须得有公章，还有其他很多凭证才能交罚款。她一时找不齐这些凭证，又去跑了附近其他几家银行，都说办不了。
“卫生局的人很生气，打来电话问，为什么别人都能交，你却迟迟不交罚款？”李明周苦笑着说，当时信号不好，电话断了，自己很绝望。她又跑到望京大厦的工行支行，一咨询之下，人家说，无须办什么凭证，直接就可以交罚款。可是交完钱银行在罚款单上盖的章日期却是去年8月的。
可那天是1月13日。“工作人员说是章上刻日期的那个滑轮坏了。”她说，在她的央求下，工作人员调了日期，在已经盖过章的地方又盖了一次。可是更看不清了。
因为经济危机，很多在北京的韩国人不再去饭馆吃饭，而是自己在家做饭，这让李明周的生意受到了打击。于是她想，在自己的面包店里卖肉、香肠和奶酪这些韩国人做菜必备的原材料，生意会好一些。
可是面包店原来的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只是面包和饮料，现在要卖肉类，必须重新更换许可证。一打听，更换费用要1万多元。她考虑了好几天，这么贵，要不要换？但是最近一个朋友介绍给她一个人，可以帮忙换许可证，只需要1500元。她才恍然大悟，“在中国遵守法律很重要，但是关系也很重要。”
“想法简单，做起来可不简单。”办好证后，为了新增的这个肉类项目，李明周要找懂卖肉的中国员工，还要去买肉类专用的保鲜冰箱。一开始她花1900元买了一个二手的冰箱，可是搬回来插上电源才发现，温度一直高达13度，达不到保鲜要求。
但是买货容易退货难。她从第二天早上9点去市场一直到下午2点回家，花了好几个小时都在那里磨嘴皮子，最后别人答应退货，但只退给她1600元，而她光运冰箱的费用就花了100元。现在她买了一个新冰箱。
在北京遇到的这些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挫折并没有让李明周失去信心。“韩国人一般很能坚持，有韧性，不到成功绝不罢休。”她说，现在还留在中国的韩国人是比较有钱的，穷的都回去了。
在她看来，在北京的韩国人分三类，一是留学生，一是商人，一是外派人员及其家属。留学生靠国内父母经济支持，国内经济不景气，再加上汇率下调，在中国需要的钱要乘以2，自然就吃不消了。而且在中国读完书不代表能在中国就业，会说韩语的中国朝鲜族大学毕业生，一样的工作能力，可是要求的工资更低，韩国留学生根本没有竞争力。
望京四区的餐馆最近关门的很多，原因是“原来有100个韩国人，开10家餐馆不会倒；现在只有50个韩国人，肯定要倒5家。”但是李明周认为，如果来北京的韩国人对中国文化很“懂”，和中国当地人的关系很好，又有好的项目，那还是会成功的。她知道在北京有两个最成功的韩国商人，有一个是卖韩国改良种子，另一个是卖蔬菜的。
“可是，我们还是会选择留在北京。”李明周用她所能说的最抽象的汉语向记者解释说，因为韩国国家土地面积有限，就业机会很少，韩国最好的资源就是聪明的人才，所以韩国的家长都尽力在孩子身上投资，让他们去别的国家留学。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美国也是。如果孩子会说汉语和英语，那么跟全世界3/4的人打交道就会不成问题。所以，为了孩子的教育，来中国的人很多。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机会多，在亚洲的国家里，经济实力最强的3个国家是日本、韩国和中国，而人口最多的是中国。”在李明周的印象里，中国人做生意非常厉害，跟犹太人一样，但中国人有能力，又有资源，并且喜怒不形于色，城府非常深。
现在留在中国的韩国人的想法是，虽然留在中国很困难，但是回韩国也很困难，那还不如在中国继续做生意，因为已经过来这么多年了。“第一次来到中国，总是心怀梦想的。虽然待的时间长了，会发现这样那样的事先没有考虑到的问题。现在信息非常发达畅通，以后的去与留，要靠自己去决定。”李明周说。
但她坚信，即使在有危机的时候，也会有人活得好，“聪明的人能看到机会，能找到机会的人会成功，个人能力很重要。”
“望京的华联商场开门后，里面有7家面包店”，李明周说。她也在想，自己这家小店的顾客会变得更少，以后的生意怎么做？
以前她有一个朋友有个比萨店要搬家，与她合租了她的面包店，每月会给她15万元人民币的租金，所以她才能维持不亏本。现在这个开比萨店的朋友1月份回韩国了，她觉得接下来肯定是要亏本了。
她说，现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都会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以后每个月都要亏本，这个生意还怎么做？所以才会想出卖肉的主意来。据她的分析，这里的顾客群很固定。对面是一家国际学校，下午两点妈妈们送孩子来上学，顺便在店里吃点东西，买些肉回去；傍晚过来接孩子时，再买些面包带回去。周六和周日时，这些寂寞的妈妈们会聚到这里来，大家一起热闹一下。
以她的判断，这些留在北京的韩国人短期内是不会走的，因为在这边有在这边的好处，那就是人际关系非常简单，而一旦回到国内，婆媳关系之类的会非常复杂。可是卖肉还真不好弄――因为好多肉的部位叫什么她也不懂，虽然雇了一个会说韩语的朝鲜族小姑娘，但很多顾客指定要的部位，她只有回去查了词典才知道是什么。
一个面包店，兼咖啡屋，还要卖肉，李明周希望她的生意不必很好，但能够稳定。
